尽管这样的规定在政治动员背景下经常被突破，但作为一项原则仍应予以申明。
不同法律规定的详略程度不一，目前最详细的是《高等教育法》第三十九条对公立高校党委的领导职责作出具体列举，《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则只是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职责作出概括规定。中央密码工作领导机构即中央密码工作领导小组，其办公室属于党中央直属机构，与国家密码管理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党的建设法规要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提供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纪律上的支撑和保障。例如，《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各级党委应推动建立三农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44)有学者将国法规定党的领导的类型归纳为定性描述、彰显地位、权力行使三大方面，对于后两个方面还有进一步细分(参见李振宁：《党的领导的法文本表达》，《湖湘论坛》2020年第1期，第57-63页)。所以，党内法规解释是党内法规的正式渊源。这六个方面的制度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为主轴，从前提条件、核心要求、领导范围、领导基础、领导本领、自身形象等方面抓住了构成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基本要素，形成了严密的逻辑体系。
至于一些单行党规文本究竟属于四大板块的哪一种，宋功德教授作了深刻阐释：许多单行文本自身也是遵循‘主体、行为、监督三位一体的立规思路，按照‘规范主体、规范行为、规范监督相统筹相协调原则来架构的，这就必然导致在一个单行文本中同时出现三类规范。所以，二五规划对领导法规的例举，除了农村工作、宣传工作、机构编制工作等条例和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法治工作等方面的规定之外，还有《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具体的防控决定交给执行机构甚至专业机构，从而体现出充分的专业主义色彩。
即非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正式而严格的立法程序不得确认和调整甲类传染病，非经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正式决定不得确认和调整乙、丙两类传染病。即便为这一赋权予以空间限制即本县域内，但传染病的传播规律决定了病毒的空间联动必须被纳入决策考量，县域内的单独行动在传染病防控过程中必然存在弊端。在新发传染病的防控和确认上，日本首先强调国家有关防控机构的职能角色和防控义务，如在收集和分析了有关新发传染病的信息后，日本中央政府在能够确认它是一种新发症状之后，就应该立即采取必要措施来防止其蔓延。[42]最后，专家角色和专业知识往往只是决策中的一个环节，虽然是重要甚至核心环节，但专家的考虑往往较为单一，而决策的形成需要考量大众的基本权利、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负担以及其他可能更为专业的知识（如外交和司法）等因素。
2004年的修订，在调整对象的变化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乙类和丙类传染病的确认主体改为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从而避免了国务院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作为双主体并列的立法技术缺陷，并明确了这两类病种被列入的标准是暴发、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36]在传染病防治中，作为启动传染病的事实窗口——传染病病种就承担着独特的制度作用，尤其是新发传染病的确认上，国家主义下严格限制确认和防控启动权力的逻辑背后是对权力行使的谨慎，甚至是对严格形式主义合法性的重视。
四、传染病防治法调整对象理论类型的法理建构 至此，在传染病防治法的调整对象上，两种防治观念谱系和理论类型在实践经验层面大致得以勾勒：强调国家权力且往往是最高权力以突出国家角色的国家主义防治观和突出专业机构和专业知识的制度功能以发挥专家作用的专业主义防治观。然而，1981年的艾滋病、2003年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2012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2013年的人感染H7N9禽流感、2014年的埃博拉出血热以及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新传染病相继出现，使得消灭传染病的雄心面临破产。分类设置的目标是分类防治，这是传染病防治机理的运作逻辑和应有内涵。[47]陈云良、陈煜鹏：《论传染病防治决策的法治化和科学化》，《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2期。
[31] 国家在紧急状态或者应急状态下的权力行使往往会突破常规法治所要求的程序性，甚至对民主、分权、人权等现代政治的伦理原则构成威胁，以能够独断地甚至专政性地行动，迅速采取预先规划的措施，以拯救国家和人民免受特定危机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例如，2019年11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2人经专家会诊，被诊断为肺鼠疫确诊病例。[31]孟涛：《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法治的原理与建构——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研究》，《法学评论》2020年第2期。由于日本的《传染病预防与患者医疗保障法》重在对传染病患者的医疗保障，贯穿对患者健康权等人权理念的重视，所以该法的重点在于为各类传染病患者提供医疗照护和治疗保障。
第五种情形则是兜底条款，是指有两例或以上病例与流行病学有关、且对公众有严重危险的类似病例情形。两种防治类型在理论上各有优劣，评价两者正当与否的标准在于何种类型下做出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决定更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而在规范主义价值立场上，这首先需要实现国家主义防治观和与专业主义防治观的平衡。
但笔者认为，赋予县级人民政府采取甲类传染病防治措施之权力的做法，可能有违科层等级与权力度量配置关系的一般行政学原理，也可能不符合传染病防治的效率性原则，难以经受住比例原则的检验。国家主义防治观及其三种严格法定的表现形态，其实质在于确认了传染病的权力属于国家权力的支配范围且直接由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来承担，既不能分享给地方，亦无直接司法参与或救济的途径。
一是传染病病种严格法定。注释: [1][英]戴维·P.克拉克：《病菌、基因与文明：传染病如何影响人类社会》，邓峰等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第8页。这一定义是一个纯粹的医学定义，所使用的术语亦是医学术语，没有医学专业性以外因素的考量。其中1类（埃博拉病毒，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仅由SARS冠状病毒引起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天花，鼠疫，马尔堡病毒病和拉沙热等七种）、2类（急性脊髓灰质炎，霍乱，志贺氏菌病，白喉，伤寒和副伤寒）、3类（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感染）是明确列举，跟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第3条一样，既没有定义也不用等字。国务院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或者减少乙类、丙类传染病病种，并予公布。而且，在事实层面，以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防控为例，我国无疑取得了胜利并体现出应有的制度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能简单归因于国家主义防治观的功劳。
此外，对乙类和丙类传染病的增减或调整交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其暴发、流行情况和危害程度的标准临时做出，从而实现有限兜底。德国《人类传染病预防与控制法》，又被称之为《防止传染病法》（Protection against Infection Act），现行有效的版本于2000年6月颁布，并于2020年11月最新修订。
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兜底和处置法外传染病的功能，从而为新发传染病提供了文本解释的意义空间，并注重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员在决策和防控过程中的制度性作用。[46]刘风景：《传染病分类立法的缺陷及修补——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中心》，《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有能力或被怀疑有能力以任何方式向人类传播的。病种法定还自然衍生出对新发传染病的定义权和命名权等内容，即新发传染病的定义和命名亦须由国家权力和法定程序来确定，如我国卫健委将2019年年底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统一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英文名为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为NCP。
作为21世纪第一次大规模暴发的新发传染病，国人对非典的记忆尤其深刻，这次修订亦缘于这场大流行，它的入法自不言待。而在对作为医学概念的传染病进行法律认定的过程中，我国《传染病防治法》采取的是通过国家权力作为唯一认可的方式完成的，体现出国家权力对医学疾病的价值衡量和意义判断。此外，与病种列举立法方式的逻辑相一致，在传染病分级分类和法外传染病的处置等方面，国家主义与专业主义两种不同的运作逻辑同样可以得到体现。[7]进而有学者对新发传染病提出了基于独立规制的体系设想，参见陈云良：《新发传染病单独归类规制研究》，《法律科学》2021年第6期。
[43]因此，公共卫生法是规范国家权力行使的规制法，也是保障大众健康权利和个人自由权利的保护法，权力的行使规则和权利的保障规则构成公共卫生法理论与实践的两大主题。对传染病防治法调整对象的任何前置性规定，都必须面对法定病种以外的情况，以发挥传染病防治法应有的价值功能，否则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目的会大打折扣。
[11]就其文本变化的制度意涵而言，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被动决定变成主动行政作为，从而在程序操作上明确了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主体责任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随着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当前人权法律保障体系也面临新问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现阶段主要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针对特定群体规定的保障措施，如制定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残疾人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扩大援助范围，健全司法救助体系，保证人民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或权利受到侵害时能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帮助。
同时，我们要深刻理解，人权是历史的、发展的，应当将人权保护的理念和目标贯穿于各项法律的修改制定中，综合运用立改废释纂，推动相关法律与时俱进。如第990条就明确规定：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除了宪法之外，大量的权利保障是通过部门法如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来规范的。首先，通过根本法的形式，为人权事业全面发展提供根本保障。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通过单行立法来对人权进行保障的做法，目标明确、针对性强。
这些法律将抽象的人权概念具体化，将本作为自然权利的人权实定化，从而让人权成为现实权利。以2020年通过的民法典为例，除了延续传统上自然人民事权利受到平等保护的条款外，特别加大了对人格权的保障力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地位，正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情，针对具体社会情形，有的放矢，进一步强化立法，构筑全面和完善的法律屏障。
